2017年7月,中办和国办《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要丰富和拓展人文交流的内涵和领域,打造人文交流国际知名品牌。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双向发力,重点支持汉语、中医药、武术、美食、节日民俗,以及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代表性项目走出去”。
亲和力即使人亲近、愿意接触、促成合作的力量。我们通过各类社交网站与社会交往等方式采访了300多名外籍人士,了解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熟悉程度与趋向。这些外籍人士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41个国家,职业有外交官、汉学家、作家、律师、工程师、工人、厨师、导游,以及首席执行官和经理等商务人员。在受访者中,年龄在20—50岁之间,留学生与外教占比较多。此外,我们也对学界研究成果进行了收集,其中国外文献以Web of Science与斯普林格出版社的书籍为主,从中获取国外学界的看法;国内文献则以知网文献和著作为主,用于收集国内学者的看法。采访结果显示,中国文化国际亲和度排序依次为中国菜、中国武术、中医与中国典籍等。
![中国文化国际亲和力及提升策略](https://www.jingying.org.cn/wp-content/uploads/2022/02/2022022007043387.jpg)
中国美食是中国人生活智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近年来,中华美食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逐渐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纽带。中国菜享誉世界已久,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更是家喻户晓,许多菜式与异域元素相融合并扎根海外,因此,中国菜已日益成为外国人生活的一部分。当下出口的中国食品便可以学习模仿海外中国餐馆菜肴英译的语言风格。早期在海外开餐馆的华人已为中国菜的英文译名奠定了带有方言音译的风格习惯,比如豆腐(tofu),此类译法可以产生异域感,激发好奇心。现在海外走俏的中国食品“老干妈”系列,在推特上就不乏喜爱者,脸书上也有“老干妈爱好者”的主页,其英译名“Lao Gan Ma Chili Crisp Sauce”,亦含有音译成分。
亲和力排名第二的是中国武术。约90%的被采访者知道中国武术,但他们对武术类影片的欣赏还是停留在动作与画面上,内容反成其次,更有不少人表示他们并不看影片字幕,而部分参照影片字幕的观众常对翻译感到不满意。当我们就此分析具体案例时发现,造成这一现象的其实不是译文本身,而是文化的差异性引起的。比如,中国古代官职的翻译会对国外读者造成很大的困惑。国外观众在观赏影片时大多趋向于去文化性,他们并不在乎影片中的打斗者是什么文化背景,穿着什么样的服饰,他们在乎的是武术动作与场面的震撼。
近年来,国家相关政策法规对中国武术深化中外人文交流合作整体效益给予充分肯定,使作为中外人文交流合作民意基础的国际武术文化交流合作层次不断跃上新台阶。2017年1月,中办和国办联合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互鉴,支持中华武术等中华传统文化代表性项目走出去。除武术类影片外,中国网络武侠小说在国外同样很受欢迎。在中国网络武侠小说的平台上有大量热情的粉丝,他们总在等候新作品的问世,每有新生作品,便主动参与翻译。海外读者的主动翻译行为加速了网络作品的传播。随着类似翻译行为的增多,学界相关研究呈现为两种倾向,一种是强调译文要适合译入语的文化,主张同化;一种是强调中国文化的传播,主张异化策略。在实践中,那些经由外国读者译成自己母语的版本更容易流传开来。比如越南读者翻译成越南语的中国网络小说,因为采用的是地道的、越南人喜闻乐见的语言,所以很受本国读者欢迎。虽然一些中国文化的术语翻译得不一定到位,但这种翻译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传播了中国文化。笔者认为,同化的做法在现阶段是可行的。至于异化的观点,看似在强调文化的传播,实际上却可能适得其反。就像喜欢中国功夫电影的部分外国观众不看字幕,不听对话,只看武打画面。武侠小说的部分读者既不喜欢书中文化性特别明显的地方,也不喜欢武术的哲学。要保持武侠小说的亲和力,就要关注市场的引导性,如果书籍没有了读者,传播便成为空谈。
亲和力排名第三的是中医。中医在国外不少地方都经历了从不了解到逐渐接受的过程,并逐渐成为替代医学。关于中医翻译,国内外学者大都主张突出文化性与中医特性,国内学者强调文化性,国外学者则更强调可接受度。我们也对美国中医专业的学生进行了访谈,得知学中医的美国医学生对目前的中医翻译很不适应,而阻碍其理解的恰恰是文化性与中医特性。他们需要的译文文本实际上不是一般翻译可以完成的,翻译带有跨文化性,中医与西医的理念并不相同。比如,国内的中医教材在讨论人体器官或功能时,往往指的是整个身体的循环系统,但美国医学的教学体系中谈器官并不涉及身体循环系统。所以美国的医学生需要译者提供这方面的背景知识,或者说跨中西医学文化的背景知识。但我们的中医输出较少将这一点纳入考量并进行翻译。其中一个潜在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强调的文化性与中医特性是国外最费解的,对方需要的兼顾中西医学体系的诠释是缺位的,虽然这样的翻译不是普通翻译所能完成的,但是中医“走出去”需要以此为导向,使翻译适应国际医学需要。
亲和力排名第四的是中国典籍。历史上中国典籍的输出是西方人主导的,从1581年意大利人罗明坚用拉丁文节译了《大学》与《孟子》至今,作为中国主流传统文化代表经典的“四书五经”已有300多种译本。在17—18世纪西方“中国热”时期,学会引用几句《论语》中的话语曾是非常时尚的事。孔子的粉丝也包括路易十四、路易十五、弗雷烈、贝尔坦、莱布尼茨、沃尔夫、魁奈、伏尔泰、狄德罗、霍尔巴赫等欧洲社会名流,他们都是儒家思想的推崇者。即使在19世纪中国国力衰弱的时候,从帕拉特、顾路柏、歌德、普希金、托尔斯泰、卫三畏、狄考文、梭罗、林赛等欧美名流身上仍然可以看得到儒家思想的吸引力。当下,海外普通人群对儒经译本的接触虽然不多,但翻译家与学者颇为活跃,比如当代翻译《周易》的美国汉学家夏含夷与研究儒家经典翻译的美国汉学家费乐仁,成果都很显著。现在国际学界不同学科的学术圈都有对中国典籍的研究,蕴藏着古老民族文化精髓与价值的中国典籍始终散发着持续的魅力。
同样受到外国人喜爱的中国日常生活文化元素还有茶叶、陶瓷、服饰等,此处不再详述。要想持续提高中国文化的国际亲和力,首先要选对发展目标,抓住海外已经有热度的中国元素,溯源历史,弄清其成为热点的来龙去脉,在传播时做到有的放矢。我们不仅要强调中国文化的传播,更要强调文化传播的策略。在策略上,要对国内学者的意见、国外学者的观点、国外非学者人群的感觉进行综合考量,同时加强自身开发建设。由此使文化传播做到更理性、更高效。比如,对中医的传播,当更多的人意识到有许多健康问题需要中医来解决,或者有些健康问题通过中医来解决效果更好,那么中医的普及程度自然会提高,中医养生自然会成为风气。这些努力要通过翻译来协助,而翻译的策略同样要适应于国际社会的语境与要求,对整体细节的了解和把握将有助于调整我们的文化输出策略。
(本文系福建省本科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十四五”教育科学规划本科高校教改专项“翻译硕士专业作为课程思政先锋的有效路径研究”(FBJG202131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岳峰 卢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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