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刘诚龙 转自《北京晚报》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做的是盛世民，百姓苦什么呢。先民盛世苦，不仅是要交皇粮国税，而且要“供当处公役”，孟姜女老公范喜良修长城，便是服劳役。古之劳役项目是蛮多的，举凡修河、屯田、煎盐、炼铁、运粮、摆站、盖楼、哨嘹（站岗放哨之类）等，据说有几十项，都是要百姓劳役的，劳役是白干活，没工资，一年几十天替官家白劳动，一分钱都领不到，“髡首钳足，昼则居作，夜则置之圜土。”苦，兴也百姓苦。

本是白替其劳动，想来该善待才是，而劳役者，却有蛮多监工，黑手高悬霸王鞭，黑手高悬狼牙棒，鞭抽脊背，棒打屁股与腿，好没道理。霸王挥鞭，恶奴更挥棍，恶奴比霸王更狠。宋朝黄震“知亳州永城县”，那里有一条汴河，每到冬天，河干岸涸，都要征集县里百姓，自带锄头，自备簸箕，更自带干粮，来修河挖道，成千上万百姓集于汴河，来服劳役，苦啊。大冬天的，零下十几几十度，破衣破裤，说是穿了鞋子戴了帽子，鞋儿破，帽儿破，身上寒衣破，百姓怎么过？百姓苦着过。

寒冬腊月，冻河挖淤泥，挑土石，已是苦不堪言，更有朝廷派来监工监视，稍有迟延，鞭子便挥舞过来，脊背被猛抽，雪落条条血痕，血痕结冰，白天还好，晚上血痕开裂，想想都难受。黄震倒是好官，知百姓苦，懂百姓难，白天给烧火，晚上给煮汤。而朝廷派来的监工，心思毒辣得很，毫不怜惜百姓。这些监工并非霸王，而是霸王奴，阉了的太监（朝廷遣中官促州县科民开淘）。

太监身残，心更残忍，见民工不顺眼，便打百姓。百姓累了，歇个脚，还没落座，狼牙棒便打来；民工没歇脚，挑脚慢了半拍，太监那黑手，也挥来霸主鞭；民工便是很卖力，很勤劳，太监也无辜鞭打（时中官多任喜怒，非理棰挞役民）。那天是，黄震来汴河现场，看望民工，见到一个太监，没来由的，把一个民工按在淤泥河里，一条鞭一道泥一痕雪，死里打民工。黄震见之，把太监捉来，也把其按在淤泥里，“愤然殴之。”痛不痛？痛。那么你打民工，民工痛不痛？

太监奈何不了黄震，跑回宫里去告黑状。太监之主是皇帝，太监去告皇帝，理论是，打狗欺主人，将其被打与皇帝挂上钩，哭啼啼告皇帝，说黄县如何凶恨，如何凶恶，如何凶猛，如何凶蛮，打得他如何皮开肉绽，如何血肉淋漓，要向皇帝讨个说法。皇帝问太监，“黄震缘何殴汝？”这太监倒也老实，不比隔壁干部，尽说假话，他说的是真话，没添油没加醋，如实转述黄震之语（比较起来，太监算好呢）：“言是我百姓，汝安得乱打？”此时皇帝，倒也脑子没进水，没烧坏，没被朱门夹扁，听得太监这话，把太监再押去，“即敕中官赴黄门，杖二十。”狠狠地把太监打了一顿大屁股。

“我百姓，汝安得乱打？”百姓前面，加了一个“我”，可见黄震把百姓当自家人，没把百姓当外人，更没把百姓当敌人。“我”字，足见亲切，足见亲民，足见亲近，足见亲爱，挺符合父母官之行政伦理。古之官僚，自称百姓父母官，有人以为，这个称号，缺现代价值观。说来，父母官者，不一定猛恶，其取之义，未必全是教化，未必全是教训，未必全是政教，未必全是治教，其中更是爱护，更是关怀，更是体贴，罕有父母对子女使凶作恶的吧。现代伦理，将官人定位于公仆，公仆之义，是服务，是服侍，是服从，是服敬。不论叫父母官，还是叫服务员，循名责实也罢，不循名责实也罢，其中所含之义，都是要好好爱护百姓，保卫百姓，把百姓放在心坎上，不让百姓受任何无辜欺负，不使群众百般凌辱。

“我百姓，汝安得乱打？”黄震为官，你乱打我百姓，我就对你不客气，我就猛打你。黄震与百姓站一边，太可赞了。太监不是官，是比官更官的官，太监口含天宪，还可以直接进谗言，下地方来当监工，当钦差，地方官多半会起劲拍其马屁，太监打百姓，多是要帮着他挥鞭的：该打，这些刁民，不打不成器，不打不服管，三天不打，上屋揭瓦。官场一大潜规则，叫站队，官人站哪队？多站权力之队，谁有权力便站谁之队，黄震非也，他始终站在百姓一边，站在鸡蛋一边，宁可得罪太监，也要爱护百姓，这才真是父母官，这才真算人民公仆。

《宋史》中的黄震，是难得的循吏，极富正确群众观，特有民本情怀，“黄震，字东发，庆元府慈溪人（浙江）。宝佑四年登进士第，调吴县尉。吴多豪势家，告私债则以属尉，民多死尉卒手。震至，不受贵家告。府檄摄其县，及摄长洲、华亭，皆有声。”他任职很多地方，最见不得恶霸地主与恶官酷吏欺压百姓，他曾当吴县警察长，吴县有些凶恶捕快，放高利贷，百姓还不起，捕快致穷苦百姓于死，黄震“不受贵家告”，也是“我百姓，汝安得乱欺？”严惩这些恶霸霸主。土豪劣绅，侵占民田，他大力打击，还民之田，给民活路，“大兴水利，废陂、坏堰及为豪右所占者，复之。”黄震任职一地，保境安民，想方设法，让百姓过上幸福而安宁的生活，“凡当娩而贫者，里胥请于官赡之，弃者许人收养，官出粟给所收家，成活者众。”

“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身为父母官、人民公仆，第一责是爱护百姓，保护百姓，谁打我“百姓”，我就打谁，这才是爱民好干部。#今日头条##徐州达人##成都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