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维埃”戳记红军币

论“苏维埃”戳记红军币：李兆海 叶重豪 李国锋 燕乃岗 孙明根 康军

作者简介： 李兆海：中共党史专员、《中国改革报》原陕西记者站站长，首席记者。

叶重豪：红安红四方面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李国锋：时代先锋红色基因传承馆馆主，

燕乃岗：中共党史专业、红色收藏家，孙明根：中共党史专业、红色收藏家，康军：中共党史专业、红色收藏家

一、“苏维埃”戳记红军币横空出世

传说中加盖“苏维埃”戳记的红军币（又称工农红军代用币，以下简称“苏维埃”戳记红军币）近年来在革命老区陆续被发现。这一发现不但使民间传说变为现实，而且填补了我国钱币界历史的一项空白，尤其是近百年来颇有争议的袁大头银元“苏维埃”签字版终于水落石出，看到了“庐山真面目”，历年来的各种争议也可以尘埃落定。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一段短暂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时期。从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成立到1937年9月22日中共中央正式宣布取消，历经了近6年的时间。“苏维埃”戳记红军币就是在这个时期，苏区政府为了调剂根据地的金融市场，方便商品交易流通，促进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进一步补充工农红军的后勤保障所进行的一次尝试。当时市场上各种货币混杂，加之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进行疯狂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因此，苏维埃红色政权彻底摧毁旧的金融制度和建立新的金融制度就显得势在必行。

有资料显示，以洪湖地区为中心的湘鄂西苏维埃根据地建立后，为了发展苏区经济，稳定苏区的金融秩序，支持红军的军事斗争，苏维埃政府先后建立了鄂西农民银行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湘鄂西特区分行，同时苏维埃政府内部也设置了金融职能机构，发行了自己的货币。据《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中记载，1931年11月至1933年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湘鄂西特区分行在石首、监利、洪湖等地设立了制币厂。由此可以判断，加盖“苏维埃”戳记的红军币应该是湘鄂西分行发行，该币也大致制造于这段时间。

1930年11月出台的《共产国际东方部关于中国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草案》里，共产国际东方部要求中国各苏区用旧金钱上加盖“苏维埃”印章的办法解决根据地金钱不足的问题。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政府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该决定采纳了共产国际东方部关于“中华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信函的意见。同时指出，对于旧的货币开始亦可使用加盖图记通用，外来货币一律兑换已加盖“苏维埃”图记之货币或苏维埃政府自已发行的货币。

《洪湖文史》第十七辑《湘鄂西苏区经济建设》一文中记载：省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后，以湘鄂西苏维埃政府名义铸造、发行了铜币，流通于洪湖苏区。为防止现金外流，还在旧银币和铜币上压印镰刀锤子和五角星的图案。

最早关于加盖“苏维埃”戳记的记载是在1932年12月19日中共湘鄂西省委《关于湘鄂西具体情况的报告》中提到的。该报告称：省苏政府成立后，以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的名义，在旧银币、铜币上压印镰刀、锤子和五角星的图案，流通于洪湖苏区。该报告是湘鄂西根据地失守后，湘鄂西特委书记杨光华到上海向党中央写的检查报告中提到的。

根据已查到的现有历史文献资料记载和近年来陆续在革命老区发现的红军币实物分析，我们认为，当时流通于湘鄂西苏区的所有旧制铜币和银币，全部都加盖了“苏维埃”戳记，早期加盖圆戳记空心镰刀斧头交叉的党徽标志版应该是样币，存世很少。但由于圆戳模具较大，好多币打印不是很到位，所以后来改为五角星。有资料显示，1932年苏区政府还铸造过袁大头银元，而且在部分银元上加盖了戳记，当地群众称之为“红洋”。由于加盖币不便于在白区流通使用，影响到红军购买急需物资，所以加盖戳记的“红洋”数量有限。现有资料上说只有在民国三年袁大头上加盖了戳记，这种说法不准确。根据目前发现的加盖“苏维埃”戳记的红军币实物，不仅有民国三年的，而且有八年、九年、十年和孙小头开国纪念币，甚至发现当时少量流通于苏区的英国站洋、墨西哥鹰洋和西班牙双柱银元上都有加盖“苏维埃”戳记，而且还加盖了五角星内有交叉的空心镰刀锤头的中国工农红军“军徽”标志。

当时红军“军徽”并未正式形成，只是在1930年4月的一次中共中央军委会议上，制定了《关于红军各级军旗的规定的通知》并指出，各级军旗一律用五角星红旗，五角星在红旗正中央，星内排列交叉的镰刀斧头，从而明确了红军军旗和红军帽徽上的图案，即五角星内有镰刀斧头交叉的图案。但当时由于战事频繁，物资匮乏等原因，并未在全军推广。由于当时并未详细制定具体尺寸规格和镰刀斧头的方向和角度，所以后来各红军部队出现了不同的图案（有些镰刀锤头党徽的标志与后来党徽对比方向是反的），这从历史遗留的红军军旗和红军帽徽可以得到佐证。不要小看这颗小小的五角星，在红军时期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中国工农红军“军徽”的作用。而“苏维埃”戳记红军币的这些特征，与当时的政治历史背景完全吻合。

有些“苏维埃”戳记红军币上还加盖有“立成”字样的戳记，这是当年八大钱庄之一的“立成钱庄”加盖的戳记（立成钱庄于1912年7月在安徽大通成立，负责人是谢晴轩），这个戳记的出现，也充分佐证了“苏维埃”戳记红军币在历史上的真实存在。

1932年10月，由于国民党的重兵“围剿”和“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危害，湘鄂西根据地丧失，红军被迫离开了根据地进入长征。至此，结束了近6年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其发行的货币也被迫退出了流通领域。国民党反动派占领了苏区后，对红军币进行了彻底清查和收缴，并进行了溶化和销毁，加之近百年的岁月侵蚀，原本就很少的红军币，散落在民间的更是凤毛麟角，很少有人看见过。

没有见过的东西未必不存在，见过的东西未必是对的，历史是不容篡改的。近百年来，市场上民国三年袁大头“苏维埃”签字版的真伪争议就一直未停息。我们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带着“苏维埃”戳记红军币，咨询过政府有关文物部门，都说没有见过这样的钱币。我们也去过知名的古钱币鉴定部门，一位大名也鼎鼎风度也翩翩而且头上顶着一大堆“头衔”的古钱币专家看后竟然说“东西不对”。这也难怪，难道还有“钱币专家”没有见过的钱币？这也反映出有些所谓的“专家”显然是固守着我圆圆的深井天空的保守思想状态，不想外面的天空是很大的。其实这种“坐井观天”的状态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常见。甚至于有些专家主观臆断，不尊重历史客观事实，竟然说“苏维埃”戳记签字版只是在民国三年袁大头上有加盖，其它年份没有，导致多少年来人们也误认为只有民国三年袁大头银元上才有“苏维埃”戳记，也难怪个别钱币专家说带五角星戳记的“红军币”东西不对。这也印证了小说《红楼梦》里的一句名言，“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实际上，目前市场上见到的袁大头“苏维埃”签字版绝大多数都是臆造品。有资料显示，1936年上海广东路（即原公租界五马路）226号的一家麒麟泉币社，就曾伪造过民国三年加盖“苏维埃”戳记的袁大头签字版。而真正的“苏维埃”戳记“红洋”或者铜币系列的所有记值和版别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全部带有“党徽”或者红军“军徽”戳记标志，而臆造币则没有。由此可以断定，目前市面上所见到的民国三年袁大头“苏维埃”签字版绝大多数都是伪造，该币在网络上更是层出不穷。由于真正的“苏维埃”戳记红军币少之又少，几乎没有人见过，致使人们把臆造币当成真品，在大陆横行了近百年，这个历史性错误至今未得到纠正。

我们每一位文物部门的工作人员和党史研究者以及广大的“红色收藏”爱好者，必须勇于承担起“澄清谬误，明辨是非”的历史使命，让历史事实说话，用革命文物见证，因为革命文物最基本的属性就是它的“真实性”，历史物证不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也是抵制虚假文物最锐利的武器。这个历史性错误必须尽早纠正，否则时间拖的越久，越具有欺骗性，从而导致民间的一些钱币专家形成了习惯思维，一错再错，混淆视听。

目前，该币的铜元系列和银元系列以及所有记值的版别全部找齐，是该揭开“苏维埃”戳记红军币的真相了。

（图片用于文章插图）

二、“苏维埃”戳记红军币版别介绍及历史考究

［一］、发行银行（根据地）主要由新成立于1931年11月7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湘鄂西特区分行发行。行址周老嘴和瞿家湾，行长为戴补天。

［二］、发行时间1931年底至1932年，红军第四次反“围剿”前期流通。

［三］、存世依据资料

（1）1930年8月出台的《共产国际东方部关于中国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加盖币的问题见其中第七条。共产国际东方部要求中国各苏区可在旧金钱上加盖苏维埃印章的办法解决根据地金钱不足的问题。

（2）1930年12月出台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的训令》。其第三部分第三条要求红军各部在经济政策上必须坚决执行最近送去的共产国际有关经济政策的指示和中央的训令。含《共产国际东方部关于中国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草案》等。

（3）1931年11月出台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其第三部分第三条明确规定，在已有的货币上加盖苏维埃图记，或发行苏维埃自己的货币。

（4）时任中央代总书记的王明1933年写的文章《中国苏维埃的经济政策》。王明在文中批评了在国民党政府货币上加盖苏维埃印记的做法。

（5）最早关于加盖“苏维埃”戳记的记载是在1932年12月19日，中共湘鄂西省委《关于湘鄂西具体情形的报告》中提到的，该报告称：省苏政府成立后,以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的名义在旧银币、铜币上压印镰刀、锤子和五角星的图案，流通于洪湖苏区。有一时期将现洋上面打印“苏维埃”三字，“这并不是在宣传,而是阻止现金出境”。该报告是湘鄂西根据地失守后，湘鄂西特委书记杨光华到上海向党中央写的检查报告内容。

（6）《中国革命根据地印钞造币简史》认为加盖币的制作单位是鄂西农民银行制币厂,“该厂只是以普通银元加戳‘苏维埃’三字,以限制银元外流。”

（7）据1934年国民党蕲春县长刘复向湖北省主席张群报告，称县境内发现一枚民国三年银币，上铃“苏维埃”三字斧记，无法追究来源，并请示上峰裁夺。以上前四部分文件分别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第七和第九卷，《六大以来》一书亦收入部分；第五部分引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史》。 综述以上内容，都具有毋庸置疑的真实性和权威性。

［四］、“蘇维埃”戳记红军币是在旧制银元、铜元上加盖。在加盖前先把旧制铜元的图案打磨后再加盖，并非都是用品弱的旧制铜元加盖戳记。后期因战事紧张，加盖的旧制铜元底版相对早期的要清楚。

（1）“蘇维埃”签字版银币系列采用旧制银币原有记值在银币上直接加盖手工雕刻带防伪标志的“蘇维埃”戳记和五角星‘’军徽‘’（内有虚心的镰刀、锤子相交的党徽）戳记标志。

①蘇维埃签字版银币主币

（2）蘇维埃戳记红军币铜币系列是对原有旧制铜元两面图案打磨后加盖手工雕刻带防伪的“蘇维埃”字体、党徽、记值戳记。（内有虚心的镰刀斧子党徽，镰刀把杆的虚心内刻有网状，非实心）见图一、三、四、六；（五星内套空心镰刀锤子党徽，镰刀把杆的虚心内刻有网状）见图二、五；因加盖的大圆形党徽戳记在加盖过程中多数加盖不到位或不清楚，所以之后改为五角星军徽（内有虚心的镰刀、锤子，非实心）见图七、八、九、十、十一戳印。

①大圆戳党徽系列

②五角星“军徽”系列

③加盖“立成‘’钱庄戳记

解放前的“立成钱庄”于1912年7月在安徽大通成立，注册资本二万大洋，负责人是谢晴轩。吴质庭又叫吴文斌，泾县人，也做过一任大通商会会长、八大钱庄之一的立成钱庄的老板，此外，他还投资了轮船招商局的外轮股份。[资料来源］>[姜建清]~~~《近代中国银行业机构人名大辞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01.25

④加盖币民俗系列

⑥蘇维埃签字版银币与铜币五角星军徽对比

当时的“党徽”和红军“军徽”都没有正式形成，党徽正式形成是在党的“七大”，“军徽”正式形成是在西柏坡。之前在战争年代比较乱，1930年4月的一次军委会上才统一了红军军旗上的图案和帽徽图案是一样的，五角星内有镰刀锤头，但未正式确定为“军徽”。之前一直比较乱，有正有反的。

［五］、流通范围：加盖“苏维埃”戳记的红军币只是在苏区内流通使用，极少数流通到白区。白区流通币进入苏区必须兑换成加盖苏维埃戳记的货币或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之货币，才能流通于苏区。

［六］、存世量稀少原因：由于苏维埃戳记红军币流通时间短，数量本来就不多，加之战争年代自然损耗、民国政府收缴和销毁等原因，而且又经历了90多年的岁月侵蚀，目前存世非常稀少！

三、“苏维埃”戳记红军币铜元系列及银元系列戳记的深度分析

［一］、蘇维埃字体分类

（1）蘇维埃字体①类：主要分布于单五角星军徽版、双五角星军徽版、叁角大圆戳窄边镰刀斧子党徽、叁角大圆戳宽边镰刀斧子党徽、叁角大圆戳镰刀锤子党徽、单五角星军徽版（十文型）、大圆戳镰刀斧子党徽（十文型）、叁角纪值五角星军徽版、伍角大圆戳镰刀斧子党徽、伍角大圆戳镰刀锤子党徽、蘇维埃签字版银币。

（2）蘇维埃字体②类：主要分布于叁角大圆戳宽边镰刀斧子党徽

（3）蘇维埃字体③类：主要分布于贰角五角星军徽版、‘’立成‘’钱庄戳记（单五角星军徽版）、伍角大圆戳镰刀斧子党徽、伍角大圆戳镰刀锤子、蘇维埃签字版银币。

（4）蘇维埃字体④类：主要分布于蘇维埃签字版银币、贰角五角星军徽。

［二］、五角星军徽分类

（1）五角星军徽❶（五角星内镰刀锤子、短头锤）主要分布于单五角星军徽版、双五角星军徽版、单五角星军徽版（十文型）、贰角五角星军徽、叁角五角星军徽、‘’立成‘’钱庄戳记（单五角星版）、蘇维埃签字版银币。

（2）五角星军徽❷（五角星内镰刀锤子党徽、长头锤）主要分布于苏维埃五角星军徽柜子钱、蘇维埃签字版银币。

经过多年来综合研究考证：蘇维埃戳记红军币铜元系列与银币系列的蘇维埃字体、五角星军徽相互交替使用，相互关联，密不可分，形成一套完整的综合货币体系。 注：对来自当年全国各个根据地实物研究比对，所有的大小版别以及不同记值实物都具备，所有的实物都有历史来源和追溯。

（1）“蘇维埃”戳记代码①②③④，（2）“五角星军徽”戳记代码❶❷

四：结论：通过大量相关历史文献资料的查阅和全部“苏维埃”戳记红军币记值版别及铜元系列和银元系列实物的反复认真比对和详细的研究考证，得出一个初步结论，即以上所有记值的版别就是湘鄂西根据地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加盖“苏维埃”戳记的红军币。“壹元”记值的所有带五角星军徽的银币，才是真正的加盖“苏维埃”戳记的红军币（签字版），即现在市场上所见到的所谓民国三年袁大头“苏维埃”签字版。湘鄂西根据地发行“苏维埃”戳记红军币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是当时革命形势的需要，也是苏区当地发展经济的需要。它真实地反映了我党的历史，而且具有形象直观性和数据的精确性，因而比文字材料更加直观和可靠，是中国工农红军艰苦斗争的重要实物依据，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高超的智慧和创造才能，折射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时代特征。从该币上也可以看到国家在政治、文化、经济、军事和货币制造方面的大量信息，是非常珍贵的革命文物。该币见证了中华苏维埃政权红色革命根据地的那段艰苦岁月，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的风风雨雨，寄托着革命前辈的无限希望和崇高理想。它的背后，是无数革命先烈视死如归、顽强拼搏的忘我奉献，是革命前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时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党史研究价值和收藏欣赏价值。“苏维埃”戳记红军币的发现也是对历史的还原，同时也是对无数革命先烈灵魂的慰藉。该币镌刻着我们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和奋斗的印记，凝聚着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更是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力量源泉，它承载着催人奋进的红色基因，是我党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党性教育及爱国主义教育的鲜活教材。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革命文物的保护利用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也反复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总书记为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是激发广大干部群众在新的“长征”路上的精神动力，我们要信心百倍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致谢词：在本文形成过程中，得到了中共党史研究工作者的指导和先前研究该币工作者的宝贵资料以及“红色收藏”爱好者提供的实物图片，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还得到山东的杨玉森、安徽的秦明明、北京的周继军、江西的杨华龙、河北的杨景普、四川的蒲军等同志的大力协助和支持，一并表示感谢！红军“军旗”和红军“帽徽”的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及时联系删除。（文图供稿：叶重豪等作者，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及时联系删除）